“民意是抗日!任何人都要服从民意!”
西安事变中,张学良疾呼道:“不抗日,就无法维持军心,还会酿成巨变!”
大敌当前,日本侵略者鲸吞中国土地,屠戮中国百姓,值此民族存亡之秋,蒋介石却主张“攘外必先安内”,惹得天怒人怨。
张学良、杨虎城两位爱国将军多次劝阻未果后,在西安发动兵谏,“逼蒋抗日”。
西安事变虽然得到了和平解决,但也有二十多人为了保护蒋介石而死。
其中,不乏蒋介石亲信、国民党高官。
西安事变的罪魁祸首:蒋介石
1936年12月9日,蒋介石给邵力子写信,密嘱《大公报》发表褫夺张学良、杨虎城两将军兵权,由蒋鼎文取代的消息。
此时,蒋鼎文、卫立煌、陈诚等将介绍的心腹都来到了西安。
蒋介石是铁了心,要“撤换主张抗日的军官”。
蒋介石威胁要把张学良的东北军调往福建,把杨虎城的十七路军调到安徽,还撒泼似的对张学良说:“你现在就是拿枪把我打死了,我(不抗日)的政策也不能变!”
为了劝蒋抗日,张学良曾做了百般努力,既通过陈诚转告,也曾“直言进谏”。
张学良提出停止内战,共同抗日,劝蒋当全国的“民族英雄”,又说东北军将士抗日情绪不可压制;面临国家民族之生死存亡,不能不据理力争,希望委员长慎重考虑。
就在12月9日当天,西安学生们爆发了纪念“一二九”运动请愿活动。
浩浩荡荡的队伍开往蒋介石所在的华清池,并要求他“当机立断,即日动员全国兵力,收复失地。
张学良向大家做出保证:“东北是在我手里丢掉的,我一定要亲手拿回来!请你们相信我,我和你们是一样的心,你们的要求就是我的要求,也许我比你们的要求更迫切。”
结果回去之后,蒋介石就斥责张学良没有站在他的立场,反而站在学生的立场。
至此,张学良明白,“劝蒋”没用,只能“逼蒋”抗日。
而且稍慢一步,蒋鼎文就会接替自己,继续到陕北挑起内战。
12月11日,张学良、杨虎城拟定出“兵谏”计划,王玉瓒为营长的卫队一营和以孙铭九为营长的卫队二营,凌晨赴临潼华清池,扣押蒋介石及其随行人员。
凌晨2点,王玉瓒乘摩托车驶出西安,到十里铺、灞桥镇召集部队,开往蒋介石住处。
睡梦中的蒋介石,突然被一阵枪声和吼叫声吵醒。
蒋介石马上猜到,这是张学良发动了“兵变”,此刻自己的卫兵正在跟东北军激战。
惊慌失措中,蒋介石连鞋都没穿,撒腿就跑。
正门肯定的出不去了,蒋孝镇一把背起了蒋介石,翻出了院墙。
蒋介石、蒋孝镇一前一后跑进了树林,侍卫又搀着蒋介石,拼命地往后墙奔跑。
最终,蒋介石踏着侍卫肩膀爬上围墙,纵身下跳,结果跌到了墙外的阳沟里,腰部受伤。
养尊处优的“蒋委员长”来不及休整,就拼命的往骊山上爬。
刚要登顶,就遭遇了东北军密集火力阻击,所以蒋介石又折回到了半山腰藏在一座洞穴里。
与此同时,东北军官兵对骊山展开了拉网式排查,其中有两次与蒋介石擦肩而过。
第三次时,他们抓住了蒋孝镇,又发现了藏在大石头后面的蒋介石。
有人说道:“快看,那里有个穿便衣的!”
另一人搭话:“肯定是蒋介石!”
“先打他一枪再说!”
“不能胡来!”
一群人把蒋介石包围起来,领头的问道:“你是何人?”
蒋介石强装镇定:“我就是蒋委员长!”
蒋介石继续说:“今天我既然被你们捉到了,你们可以开枪将我打死!但我是委员长,你们不能侮辱我。”
带队的长官回答:“你为我们的领袖,我们无敢加以侮辱,只求你带我们抗日而已!”
至此,蒋介石被东北军成功擒获。
蒋介石虽然毫发无伤,却有近二十人因他而死。
其中既有邵元冲这样的国民党元老,也有蒋孝先、萧乃华这样的蒋介石心腹。
孙中山的亲密战友,不治身亡
“坚决不当清朝的官!”1910年,二十出头的邵元冲,辞去江苏镇江审判庭长之职,东渡日本,进入振武学校。
期间,他拜见了孙中山,加入了同盟会,投入了反清革命活动。
武昌起义爆发后,邵元冲奉孙中山之命,从日本回国到上海,担任《民国新闻》总主笔,宣传共和。
二次革命爆发时,孙中山又派邵元冲赴江西,动员江西都督李烈钧起兵,获得成功。
在反袁斗争中,邵元冲与蒋介石相识。
不过,邵元冲的职务比蒋介石要高出不少。
邵元冲是军政府总司令部代理秘书长、大元帅府机要秘书兼代行秘书长事,直接佐理孙中山。
而蒋介石只是一个,留在上海的大元帅府参军。
从这里不难看出,孙中山信任邵元冲要多一些。
1925年3月11日,孙中山立遗嘱时,邵元冲还是九大见证人之一。
抗战爆发后,宋哲元将军积极组织长城抗战。
邵元冲明知蒋介石无意抵抗,却冒着大寒风雪奔赴喜峰口前线劳军。
听说宋哲元他们,用大刀包围日军一个旅团,歼敌6000余人,缴获步枪4000余支,陆炮18门,坦克车7辆后,邵元冲又到前线营地观察、慰问。
此后,邵元冲多次向蒋介石请求,调兵北上,支援长征抗战,可蒋介石忙着在江西“围剿”红军,根本不想抵抗外来侵略者。
1933年9月,日本提出所谓“和协外交”,鼓吹“中日亲善”,大讲“敦友睦邻之道”。
邵元冲直言:“日本侵华野心不死,不应信其谎言。”
邵元冲表示,对日外交应有“最低之限变与最后之决心”,最重要的是要充实国防力量,而不对日本抱什么幻想,要准备应战。
听说日本扶持殷汝耕,企图在华北制造第二个“伪满洲国”时,邵元冲再次犯言直谏:“寇日深,中枢再不决杀贼,民必尽去,亡无日矣。”
在蒋介石50岁寿辰之际,邵元冲打破常规,给蒋介石赠送了一首诗和一副对联,意思都是希望蒋介石收复国土。
邵元冲的抗日主张,虽然与蒋介石的“攘外安内”背道而驰,但他毕竟是国民党元老。
所以,邵元冲的官职并不低,西安事变时,他是在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、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。
事变发生时,住在西京招待所的邵元冲,听到枪声就想跳窗外逃,结果被一名士兵开枪击伤。
邵元冲重伤后,虽得到了及时救治,却因流血过多,于12月14日在医院不治身亡。
为何发动“事变”,少帅:中国统一,枪口对外,是我的一贯信仰
1936年12月12日,驻守临潼的东北军,见西南方向走来一人,便大声问道:“站住,再往前走,就要开枪了!你到底是什么人?”
那人回答道:“我是蒋孝先,快把我交给张汉卿!”
西安事变发生后,蒋孝先急忙从华清池逃往临潼。
而他之所以主动坦白身份,就是认定张学良不会杀他。
一来,蒋孝先是国民党少将;二来,蒋孝先是蒋介石的侄孙。
此前一直有说法称,蒋孝先是蒋介石的侄子,这在“排辈”上就错了。
蒋孝先的爷爷蒋谨藩(谱名蒋周益),是蒋介石的堂兄弟。
蒋孝先的父亲蒋正寅,是蒋介石的堂侄。
有这层关系在,蒋介石对蒋孝先非常信任。
因此,蒋介石才会带着蒋孝先来西安,才会让蒋孝先作为主要警卫人员,入驻西安城外的临潼华清池五间厅。
东北军在押解蒋孝先的路上,碰见了“学兵队”的人。
学兵队一眼就认出了曾担任过北平宪兵三团团长,毒打、谋害过爱国学生的蒋孝先。
众人义愤填膺的喊道:“你在北平、天津杀了成千成万的爱国青年,今天应当要你的命!”
于是,蒋孝先就结束了自己罪恶的一生。
当然,蒋孝先之死,还存在着许多说法。
张学良卫兵营任七连指导员张化东回忆,“事变”发生时,他奉命带一个排坚守漏桥一小时,不许任何人通过。
临潼城内枪声四起,半小时后,一辆小轿车从西安飞驰而来。
张化东说:“我喝令停车,见车里坐着两个人,都身着便服。我叫他们下车,他们不肯,并拿出两张名片来。我一看才知道他们是蒋介石跟前两个最坏的坏家伙,一个是蒋介石的侍从副官蒋孝先,一个是宪兵三团中将团长杨国珍。”
张化东二话不说,就把他们拉下了车,押在一间小屋里。
守桥一个小时任务完成,张化东就派人押着蒋、杨赴临潼,途中这两人乘机逃跑,到临潼城门口被刘多荃105师部队捉住。
张化东赶到说明情况,要了回来,派一个班看守。
捉住蒋介石后,张化东请示营长孙铭九,如何处理蒋、杨。
“你自己看着办!”接到指示后,张化东就吩咐两名战士把他们押到附近一家老百姓的菜地里,命令他们跪下,宣布处以死刑,随即拔枪把他们打死了。
西安事变中,除中央委员邵元冲、蒋介石侍卫长蒋孝先、秘书萧乃华外,还有宪兵团长杨震亚等近二十人因为蒋介石而死。
这些人都是蒋介石的心腹爱将,他们的死,直接造成了1949年杨虎城被杀和张学良被软禁大半生。
张学良、杨虎城二位将军,以身犯险,发动西安事变,直接促成了全国抗日统一战线。
晚年回忆起西安事变,张学良仍激动地说:“为什么会有西安事变,我只能这么说,我相信中国一定要统一,要枪口对外,不要再打内战了。这是我的一贯信仰,从东北易帜到西安事变都如此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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